青童·佛否

 

写点感性的东西

 

这个学期，本来有些事情可以写，但什么都没有留下，好比如那场有点观众稀落的现代舞，比如那位黑外衣白衬衫的梁文道，还有瓢泼大雨中晕车的高挑女子，还有挂在万籁寂静之中，深紫色树影之上的月亮，那是我亲手侵入的时间漩涡呢，还是我根本就一头驴子，空被日月的磨子推着一圈圈地旋转？

 

这学期我敲下的字比以前多，我想的更多，喜爱越来越精致的思考体系，似乎暗冷而密集的术语，能够帮助我启开那些玄幻的感受，还有自身的秘密，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更好地描述那种飘渺的心情，似乎就别无其他，或许还有一点小黑暗，都不过是用施脂粉的血色皮囊而已，要摸到世界的黑真理，我还不足以。

 

直到端午我才发现已经过了一年，去年的端午我被滞留在一个日光灯充斥的便利店，遇到一个送我水的女性，遇到一个请我粽子的保安，还遇到一个没有子嗣的老蜀黍。那个时节我还会留意路人身上可爱的所有小细节，还有深蓝色衣衫情侣，或许还有路边的花，还有深色的树影，而这一切似乎宣告消失，只在我的字中，即使我在看着那些怒放的美人蕉时还能嗅到这种诡谲的气味，一年前的气味，那是我的独自，弥漫到目之所及的一切。

 

这些连同这个空间的颜色，自从那天之后，电脑桌面的颜色，那种太过光亮的颜色，一同切除，缝入了寂静的黑，似乎油漆抹过了年轮，一切标示段节的纹理都被吞噬，余下被驱赶着人们匆匆向前，赶去四六级，赶去亚运会，赶去任何一项在未来的花床中膨胀欲裂的策划之中。

 

那五段文字舞的内涵，我在现场提问中说了许多，在电话中说了许多，在qq上说了许多，然后我什么也不写。似乎我的说辞足够掌握那场舞所有的核心，那里面本来还应该那个吸烟的编导，那个陪我一起出外的女子，还有我路过剧院外一座小平房前看到的景象，两个被影子吞食了的人，定定站在暗黄色的灯光下，死死站着——一幅活着的照片，从现实中凸了出来。那个戴着优雅的全框眼镜的香港人，我也没说，似乎不写，那人就完全不在了，连同他在书上的签名，他对我问题的回答，那些模糊的照片与录音，全部都不在了，正如我对许多人迎面而来的招呼的茫然，都被掩埋在尘埃中，直到前一阵子，我在脑中开发了一个“如果回到从前”的游戏，才发现景色都消逝，我的一年也消逝。

 

没有事件，历史从何说起——没有回忆：那你还是谁？

 

我学习，将以往一团混乱的个人素质被归纳于各类名目的档案夹下，情绪暴动的节奏与激点被当作数据一样收录在各种分析的利爪中，开始学习如何整理出环境的秩序，钟点和时长，计算还有各种推来桑去的假设，屈服与批驳，自己和自己玩的自由摔角：我仿似一脸苦臭的暴君，要把所有的无益的不轨锁入理智的监狱之内。

 

或许回到广州之后，一个月之后的新旅程，会让我更加语塞，或许每个闲暇的时间我都会游荡，彼时会有更加长的头发，更加炎热的夏气，还会有，更多数目和形状的遗忘。

 

 

我看到了他，那个在各种照片与电视节目中和我照面的熟悉的陌生人。曾经想过，如果见到名人，自己的心情该会融入哪些词汇支撑的想象界中去，狂喜？兴奋？把整个心都提到嗓眼儿的激动？

 

以往我遇到过许多许多次，在某些个业已到来的期待中神游，期待的玫瑰色会退散，会枯萎，让我嚼之无味，然而原来没有升高，就无所谓坠跌，因此我得以仔细端详他所能带来的，接受他所能给与的，这次我拿了一本黄色封面的童话书给他签名。若果用金城武的话，或许我还得推断出我和道长之间隔着几个厘米，眼神接触了几个分秒，那太随便，就不说了。

相机没电了，手机太模糊，于是我的手中没抓到任何一幅储存时间的图像，一如这个签字下未有黏着当天的日期，我也不像以往那般，对着难得的目标，死死跟随、或是尽情榨干，或许是因为我已知道，所有的答案其实都握在自己的手心中——所以我不再问了，那个在短信中详细描述的问题，我匆匆脱口，道长清晰条理地返还了短小的答案，非此即彼，然而各有差异。

 

这次道长谈的题目是公民道德，当然还有其他，粉丝们簇拥着，将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偶像推向了席后的访问间，离开音乐厅时，远处的树影挂着淡紫的光，对上5个厘米，残缺的月泛着老玉的乳白，陈旧地，这个很美，就和道长一样。

 

虽然不是正儿八经的台风，但在早上八点半左右忽然降临顺德校区的暴风雨还是狠狠地在渺小的学生身上好好的撒了一把淫威，扛着豆浆撑着淑女伞的lay与所有在风雨中匍匐向前的童鞋们东歪西倒地狂奔到四号教学楼，多数的我们其实连狂奔也做不到，纤细柔弱的人手臂与娇娇瑟瑟的伞儿们何堪风神此般调弄呢。广大的灰黄色笼罩在天顶，呼啸是风神的歌，生命的嘲笑，我的眼睛是摄像头，眼前是一幅世界末日样的图像，尖叫声此起彼伏，神出鬼没的雨水，一瞬间就被摧毁的干整的衣物与容貌。我站在四号楼的楼梯上，瞥见一群从四号楼迁移到二/三号楼的大企鹅们被风雨施虐，某些吹进了旁边的草坪，唯一搁在掌权者与人们的脸孔之间的，就是那把伞，有着树木的形状，或许是远古人遮风挡雨的最原始的梦，此刻千万年的记忆沉淀在一把小伞儿中，而后它们一把把地骨折了，一如那群企鹅，被迫在小小的极端时期弄湿妆容，冰冷着身子上课，每次看到一群人向着某个目标奔去，这种境况就让我想起企鹅，在冰裂缝前踌躇，一枚枚小心翼翼地从一两个点上越过去，仿佛离群就意味着毁灭，因为没有足够的他人来充当实验数据，群居动物的样子总是大同小异的。（可惜没有企鹅可爱而已）~

一般在这种非典型天气中，我的外星病又会发起，这种坏习惯虽然已经比以前消磨了不少，但会在每一个风雨雷电的时节里重生：对人群的反应比常识中的避难更加感兴趣，发疯一般的兴奋感，虽然也像大家一样在嘴巴上咒骂，屈服，艰难地逃走，常识性地运作人们在遭遇如此境况时的所作所为，可是在非典型时期，或许有一些东西会让我很着迷，不过这并非一种好事情。

那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那时我来到了一号楼，电梯停在那里，我用伞尖点亮了那颗向上的小小的箭头，门打开，此时却没有像平常一样泛起恐怖片的抽离感，因为喧嚣；而门关上之前，三枚企鹅咚咚咚地跑进来，空间被占去，湿漉漉地，气喘吁吁地。从二楼到四楼，一段谈话似乎很容易就启动，气喘吁吁的兴奋的企鹅，我们这些与暴风搏斗后的幸存者，在天气中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话题，最大的新鲜的共同点，可惜这个短谈话只留给我一个结论，她们否定了这个天气剧变是台风，因为真的刮台风的话，连出门都会成问题，哈~或许我真的一向是说错话的那一枚企鹅。

这种非典型时期要考验人的装备与体力，它是激发人们生命力与同情心的插曲，对我们来说，它最好也只是个插曲，正因如此，风暴的鞭子打在企鹅身上时，我才能在楼梯上诡异浅笑得如看马戏，在这事件中不会有人伤亡，没有财物的重大损失，所以这种的良性刺激让人愉悦不已，风雨后的课堂一般是活跃好动的，说起来，良性刺激得以完成后的反应的表达与考察，一般都是与公共生活有关，于我而言那就是课堂了。如果不是非得要出门，非得要在风雨中行进，并在一群受难者中获取同情感，并在人群中展示收到风雨洗礼后的变化，并更加增进彼此的同情，那这种刺激是不可能达成的，达成的最多是马戏（企鹅马戏哈~）。一次公共活动就是一次共同的朝圣，共同的冒险，共同的精神体验：只有在非典型时期君临生活，才会促成这种经验——生命力的蓬勃与想象力的激发<——这大概是最近我常常思想的东西。

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顺便说一下，这堂病生课上得非常棒，算是那么久以来听得最满意的课了），傻更更地体会2010年首次的来到生活中与我相照面的风雨，meet不是看，而是一个relationship的开始，驯养也是同一个意思（顺便瞟四周的美男子与俏女孩哈，公卫专业的人的确蛮有意思的，新鲜感就是一切><）。一个个头发蓬乱的企鹅步入，一个个坐下的企鹅抹身子脱鞋子借纸巾，隐藏的阶级感的消褪，他们此刻都是我想象中的战友，幸存者，分享同一个故事的人们——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借由这种非典型天气重新被召唤。

尚记得pitt在fight club说过，这是个没有战争，没有英雄的时代，在最后一排听着公卫专业生们谈笑风生，我想，这倒是一个天灾连连的时代—— 有趣的是，天灾的临到，又有多少人的心中建立起了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在911时我没有，印度洋海啸时我没有，四川地震时我也没有，云南旱灾，玉树地震，南方水灾，或许都是，没有——而作为南方水害大戏演出的一部分，这个八点三十分左右的风雨动乱，是所有自然，人为灾难启动的一切情感集合的缩影：一旦这个水害得以波及我的生活，这个想象力共同体的体积就会急剧地膨胀，或许会启动我对所有苦难的人们的同情，这个点是理应被修成突破的？还是与生俱来的爱的苏生？我的确不希望将这种感受加之以各种生物学上的解析，而病生课展现了一长条直线式的专业发展的道路却在笑，

在普通道德水平的人身上，是苦难刺激出普遍的爱，没有狭义和广义上的血缘关系与文化共同点的人类，全部都可以在一个人的想象力中受到牵连，这个根基是孱弱无能的，因此它是宝贵的。从这点我们可以引申出大量教化的警句和各种各样重复着同一个主题的经验，比如通过负面训练来刺激和教益正面情感思想，经历苦难者的普遍表达出的悲悯与爱心，“我们都是过来人了”，这也是一句颇为酸涩的关怀。

若果我对战争史或者疾病史比较熟悉，大概也会看到，人类社会这个大机体，在不断的负面刺激之后勃发了蓬勃的生命力，对于个人战争，自然灾难与疾病都是毁灭性的，但是对于集体却不是（雪莱的云雀的境界）。finley曾对我说：“如果一场战争，只是利益的纠结，那么它不会彻底展开。关键就在于，战争打开了我们埋伏心底的欲望，每个人都能从战争之中获得一种正当性。” 那么作为战争的幸存者的后裔的人们，不再和那种岁月有现实性上的联系时，这种想象如何去促成？借灾难的遗迹，歌曲，仪式，公共活动等，将人们与社会过去流出的血汗联结在一起，使一个共同体得以出场，试想我们的默哀，三日的黑白屏幕，降半旗，每年一度的参观某些纪念场所的日子，即是以国（和谐）家之手将这种联合强制性摆置在所有国民的生活中—— 在此我终于有了些许的眉目，我们对超出生活范围的生活的想象力如果真能得以维持并扩展，一是靠教育，二是靠群居生活，三大概就是偶尔插曲一下的暴风雨吧。

 

 

 

 

一幕十分钟的路

拉阔成半个钟点的漫步

 

迷雾使植物的暗影

装上了眼睛

庞重的蒸汽

高塔困住了一方的漆黑

渗满墨汁的朱红

在塔状的虚空后

重重堕下

湖面的波纹截获了窗中的灯火

 

黑暗盖上被褥

浮出混沌的星光，扎起细碎的铃铛

水与泥土交接

模糊在水色的梦里

 

万里廖寂内

一只虫语啼鸣，笔直地轨迹

一缕柳枝和应，横越着涟漪

 

 

灯柱鞠身，低俯入

水汽落于小径上的游荡

她的眼睛闪烁

注视着

敞开为童话之路的砖石

拾掇她遗落的目光

分割为七块

是渔火的形状

 

一道幕布闸下

朦胧把路人化作影子

推到幕布前头

我听见海潮

淅淅沥沥在雨滴中呈现

它在别处的滂沱

 

匆匆的身影啊

仿佛渗水的线

浓重的笔

沁入了鹅黄的颗粒中

 

此刻，你在显示出

一个清晨的渔夫的背影

他身上的鱼篓叠在你身上

他衣衫里的水珠

渔获的海腥

泥土蒸汽的滋味

太阳传透青蓝色的地平线

在你的步伐里开绽

 

我站在湖边

看渔夫匆匆步过

 

沿着魔域的纹理步行

前方是塔状的黑色

正方体的黑色

枝叶婆娑的黑色

我在中线之上

两边压迫而来的俯首

锐利的双目

揭示了她的警觉

趋向黑色

 

划过苍穹的鸣叫

盘旋下坠的闷笑

 

挤压着

饥饿的脏器

逼视着

会呼息的星星

 

我退却

 

目光泼洒出来

涂抹在童话中

幽深的

没有鸟儿啄食的面包

烘唐的气球

膨胀在天边的剪影后

招摇着渔家的颜色

扑向了喧嚣的笑闹

 

我从中间开破的道路

沿着它步向黑色的心脏

一只迷途的渔民

奔腾的，越过

分割线的左侧

 

而此时破晓

 

 

 

《海边的卡夫卡》03年上海译文版，第143页，大岛对一本内容为审判阿道夫·艾希曼的书的批语：

 

“一切都是想象力的问题。我们的责任从想象力中开始。

叶芝写道：In dreams begin the responsibilities.

诚哉斯言。反言之，没有想象力，责任也就无从产生，或许。一如艾希曼的事例。”

 

一个罪人怎么会在犯事时丝毫不觉愧疚，直至站在法庭之上，他依旧困惑，不过做这么一件技术人员的工作：处理运送犹太人，为何自己在此处受审？

关于这里，我曾经联想到过两个电影里的例子，一则《异次元杀阵》中，参与建筑了cube而最终被丢入去做实验品的工程师，二则是《朗读者》中的汉娜。

于工程师，做好自己的工作——设计制造cube的外壳——是如此稀松平常的事情，或许他所属的公司，某种意义上的人的意志集合体，或许也只当客户要求的工作为稀松平常的，只问交货，不理原因。一层又一层的隐瞒，一圈又一圈的漠然，真相就是这么在我们的“日常”之中被庞大体制的齿轮剿杀，散落在每一件平凡得不堪的大众事件之中——西西弗所以是悲剧的，只因为他有意识。

在cube中最终获悉了他们日常生活背后无穷无尽的荒谬的实验品们，得到了真正的意识，因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处境是极端滑稽的，不单止因为庞大体制隐瞒真相的荒谬——这是我们常常可以经验到的现代体验，并不因为信息爆炸和传播迅速而减少，反而让人更加陷入恐惧之内：在经已如此发达和足够开明的世间，为何我还会被如此荒唐地处置呢？如果这种好笑得难以置信的处境是有可能的存在，那为何我会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连一丝的信息也没有接收过呢？

而最根本的是，这个cube的存在本身就是荒谬之致，有人问：它那么大，那么宽，那它究竟应该摆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它又为何会被制造？有谁会制造这种大而无当的杀人工具呢？—— cube即是一个关于社会与人性的寓言，被摆放入cube的人正是寓指了在现实中获得了对世界的意识的人，看到了宇宙的真相，得知生存的一切某种程度上就是推动巨石的永无止尽，生存从来没有如此荒凉过，他们成为了站在山脚下的西西弗。然而在电影中，最可怖的依然是，获悉真相者依然在按照极权的规律，在小小群体中演绎着分级的社会的缩模，每个人都不知道他们做事的目的，但是一直在做，最后：于毫无自觉的沉沦状态中，催生了最巨大的罪恶，由每个一无所知的民众，建筑起庞大的刑具。一如艾希曼。

但是想象力的缺失，在这里是否那么重要呢？假如工程师为手中的工作想象到了千万个可能的邪恶用途，又或许对事件的源头产生了危险的好奇心，因而追寻，并反省，能在思考与情感的敏感上站立得比周遭更高，那么他会不会能在悲剧发生之前，预知并阻止荒谬的诞生呢？当然我只有问，却无人可答。电影中能够阻止恶的角色，往往是娱乐的产物。

 

那么在朗读者中，汉娜又怎么样呢？

在电影内，她所有无知与神经质的暴躁、不安和惊蛰。都缘起于她的文盲身份。但让我有所触动的依然是她在法庭上的表现，局促但是带着一种可怖的纯真，她言说了事实，却以一种懵懂无知的面孔惊诧地诉说，仿佛孩童倾诉自己杀死毛虫与蚂蚁一般无辜与诡异。

她自觉只是一个规矩的任务执行人，而非想象意义上的侩子手。她被放逐出文字的领域，就是被放逐出思考的领域，失去了审视自己的视野高地，失去同情与反省的能力，在无知中为刑具服务: 正是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所言的“庸人之恶”。

想象力在这里伴随着文字的不在场而隐藏了，当在文字之域重新构建起对于现实世界的思考维度，罪责随之降临，她越在头脑中建立起万物之间的类比与隐喻，越把自己的生长摆置在深邃而宽远的人性土地内，就越可感知曾经被扼杀的生命的痛楚——罪恶感的成立有赖于想象力支撑起的共同感，只有对于生命的敏锐感知，才有良心与同情的发生，责任降临了，审视庸常之恶的终于成为了可能。

 

 

想象力就是神话的发端，而神话则是思哲与宗教的发端。因而大岛所说的想象力，就是催生承责的信念，以及超越的生命力的源泉。cube即是平均状态以逃避责任，乃无法超越常态的造成的恶，道德判断被悬置，意识形态与细化分工扼杀了高层次的视界站位 —— 也即是想象力所拥有的至高的自由所能达到的境地，所有对社会与人性作出反思的学问，无不来自于想象力的母胎，只因为达至了思想最丰富的地方，才会面对历史层累出的荒谬作出紧张的警醒；只有在一切尚未开始的过去，才有可能对如今发出尖锐的诘问 —— 在知识赤贫的神话年代遗留下的自由，是镌刻在现代人灵魂深处的纹理，来自自由之域的人发声，是银铃般的苦笑。

或许在汉娜控制了知识和文字的过程中，那个神秘的梦境在她的脑海中爆炸，在想象力回归的时候，她君王般的魔力展开了作为孤独的存在者的个体脚下那延绵不尽的土壤。穿破狭窄的视域，我们的眼睛终于抓住了大地的光辉，从此我们不是孤独一人，从此我们肩负了责任，要为自由挥动自己充满荣光的拳头。